我们急忙走过去，就听那个女人抹着眼泪哭嚎，说她儿子还小没结婚，以后指望他养老，要求县上严查追加赔偿。

郭书记耐心说，公司已经做出超额赔偿，案情也是清楚明了的，民政方面只能给予一定的救助金，再没有其他政策。

那女人开始怂恿其他人，扬言去市政府讨要说法，不接受现在的赔偿方案。

我见形势不好，急忙走过去，对那个女人说，发生这样的事，大家都很难过，公司既然已经答应作出赔偿，郭书记也答应给予一定的民政救济，再不要僵持不下，如果公事公办，肯定拿不到这么多的赔偿，五十万已是最高的赔偿标准，再多只能走正常的司法程序了。

她认得我，但并不给面子，开始把矛头指向我，态度很不友好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，说死的不是我孩子，当然说得轻松好听，这事没商量，随即冲出房间，和几个家务哥嫂叔伯往场门外走去。

我们紧追出去，就在门外看到那些人围住高书记的车，哭求给他们做主。

我急忙打通干爹电话，向他询问这个叫爱华女人的底细。

干爹接到镇上通知，正带人往这边赶来。

他知道这家人的情况，对我说爱华的确有个亲戚在省上工作，好像是交通厅下属的一个检测单位，是个科长，叫张湮礼。

我问他能不能确定。

他说，爱华经常在村民面前吹嘘这个亲戚，说是她的大表哥，逢年过节都走动，大儿子的工作就是他帮忙找的，能量很大。

我想到陈绍峰在省城工作过，应该有路子联系到这个人，让他想办法与这人取得联系，感觉只有他才能说服爱华签字。

陈绍峰回去联系张湮礼。在我们的劝说下，又和以那个女人为首的家属进会议座谈。

高书记听了郭书记的汇报，又得知案情调查结果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，不再是和颜悦色的态度了。

他问那个女人，想不想签字获得赔偿，如果还这样苦苦纠缠，他建议直接走法律程序。

那女人并不受高书记的威逼，不接受赔偿方案，又带人愤然离开现场。

我带人急忙追出去，就听高书记出言阻止，说不用理睬，这样的人不能惯，好话说尽，她想上哪反映情况就去。

我们知道他说的是气话，最后还是偷偷派人追了上去。

高书记的顾虑是有道理的，五十万赔偿已经是全县最高标准，一百二十万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如果答应，以后只高不低，再也减不下来了。

听到高书记的解释，我们的心慢慢放宽，再也不怕她胡搅蛮缠吵吵嚷嚷了。

让我们深感意外的是，半小时后，那个女的又带人回来，态度缓和很多，在答应公司赔偿方案的同时，请求县上给予一定的救助。

原本高书记不同意县上作另外补偿，但已经答应过，只得同意。

签完协议，高书记好奇问她，为什么会变来变去反反复复。

她扭扭捏捏，有意隐瞒。

等她走后，我对高书记透露，是她表哥作了劝导工作，金总专门找过这位在省交通厅工作的表哥科长，一来二去她就放弃无理索偿接受了。

事情得到圆满解决，我受到郭书记和高书记的交口称赞。陈绍峰对我表示感谢，我笑着走开了。

事后，我代表县上，拿了十五万元救济款，在陈书记和干爹等人的陪同下，去俞王村对家属进行走访慰问。

在走访座谈过程中，我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。他们早脱了贫，但突然失去家中壮劳力，生活很快陷入绝境。

我动员他们投资养殖公司获取稳定收益，但他们婉言谢绝，现在什么都不想做，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

我又引导他们在镇上开杂货店或者其他什么生意，表示资金方面我可以帮忙解决无息贷款。

他们似乎对这个有兴趣，追问是不是真的，能不能帮他们借到贷款，发展信心再度被点燃。

我一向说话算话，说是真的，只要他们愿意，而且有发展意愿，可以协调解决无息贷款，还可以帮助办理相应的证照手续。

我们很快达成一致想法。

我让他们想好发展计划，最好能一起做点什么买卖，把三家资金归到一处，缺多少算出来，一起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。

这是我走访之外临时想到的主意，没想到被意外促成了。

他们很感激我，对那天的行为表示羞愧，特别是那个叫爱华的女人，态度很好，说话客气，不停说给县上添了乱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，托我向郭书记、苗县长说声对不起。

我用真诚打动感化他们，也很欣慰，安慰一阵，就先回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