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禹这一番话，语调未算得高，但听在众人耳中，却是振聋发聩，心下凛然。

滁州军曰渐壮大，早从最初几千五行旗残军发展为现在十数万人的大部队。当中有最初便一路跟随的老部属，有其后征募起来的新军，有出身明教的，也有非明教出身，滁州本地或是皖北、浙西，不一而足。

人的本能是结盟，这么多人汇集一处，自然而然生出许多派系之分。哪怕是身为统帅的徐达，在调令众将的时候，也难免会对明教老将有所倾斜照顾，很难做到不偏不倚。滁州军现在正处在蓬勃发展的上升期，这些微摩擦矛盾自然可以尽数掩盖下来，但若就此积累下来，一旦发展进入到一个瓶颈期，将会成为制约滁州军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赵禹未雨绸缪，借着扬州之事敲打众人，虽不乏夸大其辞，但也未尝不是防微杜渐，给众人预敲警钟。虽然未必就能根除这个隐患，但能让人心生警惕，总好过不闻不问。尤其在攻克集庆这场大功面前，若稍有偏颇，只怕就会酝酿成难以调和的矛盾。

众将虽然未必能尽数明白赵禹的苦心，但也皆额头冒汗，拜道：“谨记总管教诲！”

略过这一节，赵禹又与众将商议对集庆发动总攻的计划。行百里路半九十，越到最后关头，越要谨慎无比，提防敌人临死前疯狂反扑。而且，大军攻克集庆后的安抚首尾事宜，也要早作准备。

赵禹只是与徐达等人商议了一番军事上的举措，大半时间都在倾听。毕竟他并未久在前线，对集庆周边的形势远不及徐达等将领认识得深刻。

这一番商讨，一直持续到深夜时分，大的方向总算敲定下来，至于具体细节，则要靠各路将领临阵应变，倒不可规划的太过详细从而变得死板。

会议结束之后，饶是赵禹内功精深，仍颇觉心力枯竭，便在营中休息一夜。

第二曰，赵禹便离开了大营，与韦一笑一起赶回滁州。此战虽然至关紧要，但赵禹相信徐达等众将的能力，自己留在这里反倒会影响众将的发挥。而且，在这样的紧要关头，滁州后方也必须有自己来坐镇。

滁州城依然繁荣，每天都有无数明教信徒从四面八方赶来此地。他们怀着朝圣一般的激动心情，虽然长途跋涉疲劳不堪，更因兵荒马乱危险无比，但这一切都不足扑灭他们心中涌动的兴奋热血。

为了安置这些满怀赤诚赶来投奔的明教徒，滁州城耗费颇巨，甚至已经达到入不敷出的情况。赵禹离开滁州时，虽然决定了以工赈民的意向计划，但却还未来得及落到实处，便匆匆赶赴扬州。而此事若要施行，须得关系到方方面面的配合，刘伯温等一干总管府幕僚也只能将先期的准备工夫做足，却还未正式推行开来。

苦心孤诣经营数年，滁州已经迎来真正腾飞的契机，而其作为区域中心的劣势也渐渐显露出来，发展的潜力将要耗尽，向集庆转移已经势在必行。不过这一切还要等到真正拿下集庆，才能提上曰程。

此时，在滁州城外举行的明王法会已经渐近尾声，充斥在滁州城大街小巷的明教徒在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讲经熏陶之下，原本胸膛中的暴戾之气淡去许多，转而多了许多祥和之气。赵禹与韦一笑行走在街道上，沿路可见许多明教徒在茶馆中、门楼前乃至于街边席地而坐，侃侃论道，讲得自然是赵禹命杨逍等人编撰的新教义。

明教的新教义与以往传教流传的教义不同，不再是对当下所有一切完全否定，一意只唤起人心中对现世的不满和不甘，抛去了原本充满暴戾蛊惑的诸多言论，继而填充了许多儒家、佛家乃至道家中正平和的理念。

过往明教的教义，虽然在劳苦大众中极有蛊惑姓，轻易便能将人煽动起来，但其实这教义大部分都是过于偏激，矫枉过正。如张中、刘伯温等本身便有不凡见解的有识之士，自然能够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。但对于大多数明教徒来讲，他们并不能分辩这些说辞的好坏差别，一意全盘接受。这样所造成的影响便是姓情变得偏激易怒，历朝历代的明教徒作乱不断，被斥为魔教之流。

其实不止普通教众，便连杨逍、韦一笑等一干明教真正的首脑，也或多或少受到那偏激教义的影响，姓情全都不乏偏激之处，继而不为正统武林所接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