獏:看他们的画,在那圆熟娴丽之中,我总觉得还有更多更多的意思,使人虚心地等待着。可是现在我知道,一眼看到的,就全在那里了。
张:他们还是不加解释的好。我不过讲到很少的。在文学我想我知道他们在文学方面的就不及美术。就连新的地方,他们所做的也是常没有对的。
獏:啊,想起来了,还有一个比例,我想过樱花,樱花开起来不结果子的,同样地他们的文明恐怕不会不真实。
张:你说得真好。但是,很悲哀,以前我一直不大懂得他们为什么?这样的悲哀,听他们的音乐,到底,这是一个文明最大的试验,他们不快乐。怎样是好,我们很难知道。但是,如果快乐,就是不好。也近了。
獏:你想我们批评得太苛刻么?我们总是贪多贪多,总是不满足。
张:我想并不太苛刻。可是,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,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。
獏:我也是。
张:现在的中国和印度实在是不大好。至于外国,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,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。就连我所喜欢的赫克斯莱,现在也渐渐地不喜欢了。
獏:是的,他并没有我们所想的伟大。
张:初看是那么的深而狭,其实还是比较头脑简单的。
獏:就连埃及的艺术,那样天高地厚的沉默,我都有点疑心,本来没有什么意思,意思都是我们自己给加进去的。
张:啊,不过,一切的艺术不都是这样的么?这有点不公平了。
獏:(笑)我自己也害怕。这样地没长性,喜欢了又丢掉,一来就粉碎了幻像。
张:我想是应当这样的,才有个比较同进步。有些人甚至就停留在王尔德上——真是!
獏:王尔德那样的美真是初步的。所以我害怕呀,现在我同你说话,至少我知道你是懂得的;同别人说这些,人家尽管点头,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懂得了没有?家里人都会当我发疯!所以,你还是不要走开罢!
张:好,不走。我大约总在上海的。
獏:日本人的个性里有一种完全——简直使人灰心的一种完全。嫁给外国人的日本女人,过了大半辈子的西洋生活,看上去是绝对地被同化了,然而丈夫一死,她带了孩子,还是要回日本,马上又变成最彻底的日本女人,鞠躬,微笑,成串地说客气话,爱国爱得很热心,同时又有那种深深浅浅的凄清张:嗳,不知为什么,日本人同家乡真的隔绝了的话,就简直不行。像美国的日侨,生长在美国的,那是非常轻快漂亮,脱尽了日本气的;他们之中就很少好的,我不喜欢他们。
不像中国人,可以欧化的中国人,到底也还是中国人,也有好的一方面。日本人是不能一半一半的。
獏:我记得你告诉过我,一个人种学家研究出来,白种人的思想是一条直线,中国人的思想是曲折的小直线;白种人是严格地合逻辑的,而中国人的逻辑常常转弯,比较活动,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却是更奇怪的,是两条平行的虚线;左边一小划,右边一小划,然后再是左边一小划,右边一小划,这样推行下去——这不是就像一个人的足印,足印与足印之间本来是有空隙的,即使高一脚,低一脚,踏空了一步,也没有大碍;不像一条直线,一下中偏了,反而不容易连下去。
张:呀,真好,两条平行的虚线比作足迹,单是想到一个人的足迹,这里面就有一种完整性。
从咖啡店里走出来,已经是黑夜,天上有冬天的小小的峨眉月和许多星,地上,身上,是没有穿衣服似的,没了水似的,透明透亮的寒冷。她们的家一个在东,一个在西,同样的远近,可是獏梦坚持着要人送,张爱玲虽然抱怨着,还是陪她向那边走去。
张:(颤抖着)真冷!不行,我一定要伤风了!
獏:不会的。多么可爱的,使人神旺的天气!
张:你当然不会伤风,再冷些你也可以不穿袜子,吃冰淇淋,出汗。我是要回去了!越走,回去的路越远。不行,我真的要生病了!
獏:呵,不要回去,送我就送到底吧,也不要生病!
张:你不能想象生病的苦处。现在你看我有说有笑,多少也有点思想,等我回去发烧呕吐了,却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姑姑常常说我自私:“只有獏梦,比你还自私!”
獏:呵,难道你也真的这样想么?喂,我有很好的一句话批评阿部教授的短篇小说《星期五之花》。那一篇我看到实在很失望。
张:我也是。仿佛是要它微妙的,可是只做到轻淡。
獏:是的,不过是一点小意思,经不起这样大写的。整个地拉得太长,摊得太薄了。可是我说得它很美丽,我说它是一张铅笔画,上面加上了两笔墨水的勾勒,落了痕迹了。我就这样写在作文里交了进去,你想他会生气吗?
张:不会的吧?可是不行,我真的要回去了,太冷了!
獏:呵,这样走着说话不是很好吗?
张:是的,可是回去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,你知道有时候我耐不住一刻的寂寞。电车上倒是有许多人,热热闹闹的,可是挤不上。不然坐三轮车回去,把时间缩短一点也好,我又不愿花那个钱,太冤枉了!为什么我要把你送到家然后自己叫三轮车回去?又不是你的男朋友!——除非你替我出一半钱。
獏:好了好了,不要叽咕了,你叫三轮车回去,我出一半。
张:好的,那么张爱玲没有一百元的票子,问獏梦借了两百块,坐车用了一百七十,在车上一路算着獏梦应当出八十五,下次要记着还她一百五十元。她们的钱向来是还来还去,很少清帐的时候。
吉 利炎樱的一个朋友结婚,她去道贺,每人分到一片结婚蛋糕,他们说:“用纸包了放在枕头下,是吉利的,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。”
炎樱说:“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,把枕头放在肚子上面罢。”
(一九四五年五月)
我看苏青苏青与我,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,我们其实很少见面。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,互相敌视着。
同行相妒,似乎是不可避免的,何况都是女人——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。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。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,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,愿意她多写,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,因为,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,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。如果必须把女人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,那么,把我同冰心、白薇她们来比较,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,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。
至于私交,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,她敷衍我,为了拉稿子,我敷衍她,为了要稿费,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,可是我总觉得,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。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,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。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,她的话既多,又都是直说,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一览无余的人。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,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。许多人,对于文艺本来不感到兴趣的,也要买一本《结婚十年》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写。我想他们多少有一点失望,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骂的资料。大众用这样的态度来接受《结婚十年》,其实也无损于《结婚十年》的价值。在过去,大众接受了《红楼梦》,又有几个不是因为单恋着林妹妹或是宝哥哥,或是喜欢里面的富贵排场?就连《红楼梦》大家也还恨不得把结局给修改一下,方才心满意足。完全贴近大众的心,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,同时又是高等的艺术,那样的东西,不是没有,例如有些老戏,有些民间故事,源久流长的;造成艺术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。可是没法子使这个来做创作的标准。迎合大众,或者可以左右他们一时的爱憎,然而不能持久。而且存心迎合,根本就写不出苏青那样的真情实义的书。
而且无论怎么说,苏青的书能够多销,能够赚钱,文人能够救济自己,免得等人来救济,岂不是很好的事么?
我认为《结婚十年》比《浣锦集》要差一点。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“天涯若比邻”的广大亲切,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,个个人都熟悉,而容易忽略的。实在是伟大的。她就是“女人”,“女人”就是她。
(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点:从前她进行离婚,初出来找事的时候,她的处境是最确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。而她现在的地位是很特别的,女作家的生活环境与普通的职业女性,女职员,女教师,大不相同,苏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种特殊的习气,不能代表一般男人。而苏青的观察态度向来是非常的主观,直接,所以,虽然这是一切职业女人的危机,我格外地为苏青顾虑到这一点。)也有两篇她写得太潦草,我读了,仿佛是走进一个旧识的房间,还是那些摆设,可是主人不在家,心里惆怅。有人批评她的技巧不够,其实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,喜欢花俏的稚气些的作者读者是不能领略的。人家拿艺术的大帽子去压她,她只有生气,渐渐地也会心虚起来,因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。她是眼低手高的。可是这些以后再谈罢,现在且说她的人。她这样问过我:“怎么你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的?我一直留心着,总找不到。”
我平常看人,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,扁的小纸人,放在书里比较便利。“看扁了”不一定是发现人家的短处,不过是将立体化为平面的意思。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墙上,已经画好了在那里,只等用墨笔勾一勾。因为是写小说的人,我想这是我的本份,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。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,看明白之后,也只有哀矜。眼中所见,有些天资很高的人,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,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,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,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,有的也不是坏,只是没出息,不干净,不愉快。我书里多的这等人,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在社会的空气,同时也比较容易写。从前人说“画鬼怪易,画人物难”,似乎倒是圣贤豪杰恶魔妖妇之类的奇迹比较普通人容易表现,但那是写实功夫深浅的问题。写实功夫进步到托尔斯泰那样的程度,他的小说里却是一班小人物写得最成功,伟大的中心人物总来得模糊,隐隐地有不足的感觉。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说了,总把他们的好人写得最坏。所以我想,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罢,等我多一点自信再尝试。
我写到的那些人,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,有时候还有喜爱,就因为他们存在,他们是真的,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见他们,因为我的幼稚无能,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,得不到什么好处的,如果必须有接触,也是斤斤较量,没有一点容让,总要个恩怨分明。但是像苏青,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,我也不会记恨的。——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。
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,一来就说“叨在同性”,我看了总要笑。——也不是因为她豪爽大方,不像女人。第一,我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,而且根本,苏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。
女人的弱点她都有,她很容易就哭了,多心了,也常常不讲理。
譬如说,前两天的对谈会里,一开头,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。《杂志》方面的人提出一个问题,说:“可是”她凝思了一会,脸色慢慢地红起来,忽然有一点生气了,说,“我又不是同你对谈——要你驳我做什么?”大家哄然笑了,她也笑,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爱的。
即使在她的写作里,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。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——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。她与她丈夫之间,起初或者有负气,到得离婚的一步,却是心平气和,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简单。她丈夫并不坏,不过就是个少爷。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,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。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,暴露了他的不负责。他不能养家,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。而苏青的脾气又是这样,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。只有分开。这使我想起我自己,从父亲家里跑出来之前,我母亲秘密传话给我:“你仔细想一想。跟父亲,自然是有钱的,跟了我,可是一个钱都没有,你要吃得了这个苦,没有反悔的。”当时虽然被禁锢着,渴望自由,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。后来我想,在家里,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,也不是我的,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,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。这样一想,立刻决定了。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。
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谛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