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廷和道：“中山王年幼，谁可代政？”

嘉靖毫不犹豫：“大臣可以。”

杨廷和步步紧逼：“哪个大臣？”

嘉靖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杨先生不可以吗？”

杨廷和正色道：“微臣老迈，不足以承担重任。”

嘉靖冷冷道：“张孚敬可以。”

杨廷和道：“资历不足，不可以统御六部两京十三省。”

嘉靖最后看了徐谦一眼：“徐卿可以。”

杨廷和的脸上，浮出一丝冷笑，直截了当的道：“恐天下不服。”

短短五个字，终于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。天下不服，这个天下，代表的是除直浙、天津还有新近的台湾府之外的天下，这个天下，代表的是近八成的文武官员，近九成的地方官吏，这个天下，代表的是七八成的读书人，还有十万士绅。

一个如此多人反对，将其视之为寇仇的人，怎么可以主持大局，一旦如此，必定会使人和朝廷离心离德，会使人产生不满和怨气，只要有人跳出来，那么这个天下，就将站在徐谦的对立面，同时，也站在了朱载基的对立面。

正如宋神宗，他纵是大力支持王安石，支持新党，可是王安石和新党已经得罪了这个天下人，天下人必定要反弹，必定会反击，最后连新党的最有力支持者宋神宗，也不得不妥协。

这个天下，乃是士绅的天下，近千年来，他们掌握土地，他们掌握舆论，他们和天子共治天下，他们是王朝稳固的基石，既维系了大宋朝，同时也是维系大明朝的根基。

而现在，徐谦比王安石对这个天下的伤害更大，王安石不过是像这个天下的人多收了一些税赋，想要用这些天下人的银钱，来增加国库的收入。可是徐谦更加直接，他直接斩断了这个天下人的根本，使这些崇尚田园的天下人，彻底的消亡。

这些天下人，既是大宋时的旧党，也是如后世美国的南方庄园主，他们自身受到了伤害，就会进行最疯狂的反扑，无论是任何手段，都在所不惜。

因为天下人掌握的特权，绝不容许低贱的商贾剥夺，他们控制的舆论，决不能易手，他们的财产，决不能因为新政的开始而大幅缩水。

这些人之所以反对徐谦，并不在于他们个人情感上对徐谦有丝毫的感触，也不是因为徐谦长得好坏，无论徐谦什么出身，他们之所以反对，是因为商贾正在快速的积累财富，一个商贾一年积攒的财富，远远超过了同样的地主，大量的白银流入，也使银钱贬值，大量的劳力吸引到了工坊，使他们的土地荒芜，使他们的田地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，才能有人为其耕种。

地主的属姓很简单，一方面，他们依靠土地来维持自己的生计，可是劳力的减少，就使得他们的生产资料，也就是土地，变得越来越不值钱，因为从前谁握有土地，谁就有了说话的权利，可是眼下，劳动力有了选择，一旦地主不能满足他们，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用脚投票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地主就不得不减免地租，不得不花费更高的代价，来吸引长工。

更可怕的是，地主们爱储蓄，他们有了粮食，卖了银钱之后，就会存起来，可是贸易开始之后，天下的财富流向大明朝，白银的价格，越来越贬值，三年前的十两银子，已经和现在的十两银子不可同曰而语，这就意味着，许多地主几代积攒的财富，因为不可能像财主那样不断的进行投资，不断的将十两银子变成十五两、二十两、三十两甚至更多，他们会突然发觉，他们手中的银子，已经越来越不值钱了。

更可怕的是对舆论的控制力，从前舆论多是受地方乡绅摇摆，可是新兴的阶层们有了银子，于是一个个报馆如雨后春笋的冒出来，这些报馆的背后，就是一个个商行，没有商行的支持，任何报纸都不可能坐大，舆论的控制，等于是一朝一夕之间，就落入了这些士绅眼里不值一提的一群贱民之手。

舆论的控制，十分可怕，因为在大明朝，地方官员是极重舆情的，你的政绩好不好，就反应在舆情之上，在从前，你的政绩是在所谓的士绅口里，士绅们高兴，愿意拿出点银子，让你修一下县学，那便是德政，而只要大家愿意说你好话，那么无论你多么的贪婪无度，对小民如何的残暴，那么你也是爱民如子，是天下官员的楷模。

可是现在呢，又有一只手，控制住了地方官员，因为许多地方官员，不得不看报纸的眼色，报纸的传播毕竟更加广泛，迎合报馆，某种意义来说比迎合士绅更能直接的树立自己的形象，而报馆的背后，则是一群群商贾，也就是说，在从前，你可以得罪你治下的任何小民，但是绝对不能得罪士绅。可是现在，却是你可以得罪小民，甚至可以得罪士绅，但是绝不能得罪一群呼风唤雨的商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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