丢掉小孩的第五天，楼里的人还在对她指指点点。

都知道她是被“栽赃嫁祸”，他们也不愿接多一张嘴回家吃饭，只敢背后说她。

她也有错，觉都不睡，专门等楼里的人上班时间一到，楼下人来人往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将小孩连同襁褓直接搁垃圾站边，连个垫底的纸箱都没有。

她知道，警察不会来的，所以大摇大摆在婴儿洪亮的哭声中离开，打工去了。

婴儿被捡走了。

踏着夜色回来，她像捡垃圾的，围着垃圾房转来转去，无比确认了这个事实。

也因此遭人非议。

她以前是挺怕别人眼光的，可如今忙得脚不沾地，每天行色匆匆，一睁眼一抬头就是天色颠倒，整个人，皮肤，内心都被蹉跎得黯淡无光，身上的外出衣服，已经连穿了一周就是最好的证明，她日常就在工作服，外出服，睡衣中轮番穿梭，有一次甚至把睡衣穿去了上班的地方——都这样了，别人的眼光对她还重要吗？

但她还是跑去了汗蒸店打工，换得晚上睡店里不回住处，为此辞掉了超市的那份工。

到底是为了逃避别人的眼光，还是空荡荡的房间，只有她自己知道了。

公交车摇晃，到站嘎吱一声，人们鱼涌而出。

“快点快点。”末日后的司机，又恢复一贯的暴躁。

走得最慢的老太太好不容易下了车，又回转身，问司机，今天当班的怎么不是他的同事。

“班次不一样！”司机不耐烦解释。

老太太抛上去一个布包，应该是通行卡之类的，“送给你了。”老人挥挥手，“以后我都用不到了，我要去养老院了。”

背影蹒跚离去，公交车重新启动。

公交车上窃窃私语，司机捡起布包后一路沉默。

又到站了，吕虹快速下车，没犹豫又上了一辆驶往大府区的公交车。

她捏着手腕上的环，心脏狂跳。

老太太没有家人，很大可能也会被送去养老院，要是那样——要是那样——她就可以多一个家人了。

这个念头一出，她内心如卸下千斤重担，一年多以来鼠蚁般的地下生活首次照进一丝希望之光，只恨公交车不能马上把她载到老太太面前。

她的亲情观念非常淡薄，末日中，知道父母所在的地方比她还安全，她就跟家人联系甚少，专注自保。

灾难结束后偶尔透露出想回老家生活的意向，立即遭到父母强烈反对，无法理解在现代化城市过得好好的人，却要向落后荒凉的地区皈依，便一直和她冷战。

对于父母的不理解，并没让她伤心，只是让她发现自己并不像其他人那般眷恋亲情，一旦清醒认识到与原生家庭的不相容，从前的代沟便成为巨大天堑，她干脆与他们分类而立，并毫不留情将他们抛之脑后。

反正容不下她的地方太多，她习惯自成一国。

但老太太例外，她欠她。

灾后政府成立了专门的人口管理机构，叫人口资源发展局，坐落于大府区广场外围，站在发展局大厅，能看到广场中心的雕像头。

空旷大厅里，办事人员端着茶杯翻阅资料，来寻找家人的人并不多，办事人员强打精神听完面前人的描述，无奈地回答她：“你连她姓名、身份证、使用过的手机号都不知道？”

“这儿有名有姓的还一堆找不到，你什么都无法提供，就凭外貌特征和可能出现的地点，这是不行的，难道要我们发通缉令吗？你还是自己想点办法证实一些真正有用的信息，为我们省点事，再来，好吗？”

“她是第一个入驻大府纪念区的人，你们称她这种人叫使者。”最后两个字，她吐得很生涩，好像从来跟那事物没有交集。

天天跟人打交道的行政人员却不一样。

办事员一听，表情立即严肃起来，招来同事协助，一边请她到大厅座位上等待，告诉她查询会花费较长时间，还给她端了茶水，生怕她跑了。

满了几次茶，吕虹去了趟卫生间。

蹲下去的时候，门上小贴纸映入视界，上面写着“多年不孕，重金酬寻一名孩子”。

她一愣，反应过来时裤子都还没提，右手已经在猛拨电话。

电话打过去，对方把她臭骂了一顿。

那是代孕广告。

“人家他妈有病才会自己的孩子不要去要别人的孩子，你脑子有问题还是视力有问题，这都看不懂？”

以前她肯定能看懂这些小把戏的。

但她太焦虑了，才见机会就抓。

直到这时她才明白自己有多记挂那个小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