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安重根失落的时候,一个神秘的中国商人找到了他,许诺为他提供资金帮助。当然,交换条件是流亡中国的朝鲜义士要帮助他一起对付日本商人。而瑞和洋行的大班金正明就是安重根的同志之一。
“石田茂三,你不是想吃肉吗?老子就让你不光吃饱,还要吃撑~!“
“徐先生,让我们通力合作,驱逐倭寇,还我河山!”
丈夫处世
其志大矣时造英雄兮
英雄造时
雄视天下兮
何日成业东风渐寒兮
壮士义热
忿慨一去兮
必成目的鼠窃伊藤兮
岂肯比命
岂度至此兮
事势固然同胞同胞兮
速成大业
万岁万岁兮
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
大韩同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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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正明高声吟唱起来
送走了金正明,徐天宝又陆续和另外两家英国洋行的大班碰了头,不久之后,石田茂三又半推半就地与两家洋行签订了增加订购量的合同,需要向这两家洋行订购不少于一万六千辆自行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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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办公室的徐天宝心情大好,在徐天宝目前的计划里,针对石田茂三撒下的网并不是主要的任务。眼下,徐天宝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,那就是修建一条连同赤峰和关内的铁路。
修铁路要涉及到征地、迁坟等一系列问题,所以徐天宝找到牛知县商议此事。
“造铁路?”牛知县有些顾虑,“征地、迁坟都是小事,问题是上哪儿去弄钱?又去哪里找懂得修铁路的人呢?”
“钱由我负责,至于造铁路的工程师嘛,我心中早有人选~”徐天宝说
“谁?”牛知县问
“罗国瑞~!”徐天宝笑答
罗国瑞,字岳生,广东惠州博罗人,1872年赴美留学,是我国首批留美幼童之一。罗国瑞出国时年仅12岁,与詹天佑同龄。1881年6月8日,总理衙门向光绪帝呈递了“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”的奏折,并得到了光绪帝的批准。就这样,首批留美幼童结束了九年的留学生涯,除了詹天佑和欧阳庚正式从大学毕业之外,其它幼童均没有毕业就被撤回国内。罗国瑞也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上岸后马上被送往一所已经关闭10年之久的书院———求知书院。从求知书院出来后,这批留学生全部被送到电报局学习电报专业。这样安排归国留学生有两个特点:一是清政府官吏不懂科学技术,不懂专业,不能根据个人兴趣特长安排合适的工作,而是学非所用,用非所学,浪费专业人才;二是薪俸待遇低,生活非常困难。归国留学生的薪俸月给5两至15两银子之间,就当时生活水准而言,个人手头紧缺,养父母、家人就不可能了。
1896年,罗国瑞应聘到汉阳铁厂,他因此能够与张之洞、盛宣怀等洋务能臣接触,并展现出自己在铁路专业上的才华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盛宣怀负责督办萍醴铁路,该路于1899年9月8日开始设计,设计者是美籍总工程师李治、副工程师马克来和已成为副工程师的罗国瑞。萍醴铁路于1903年8月才竣工通车,但由于该铁路仍没能彻底解决煤矿直达汉口的目的,遂紧接着又启动萍潭铁路的建设,罗国瑞依然是主要设计人员之一。
可以说,罗国瑞是除了詹天佑之外,中国又一位铁路人才
109制药厂
此时的中国,不管官府还是民间,想要修铁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从1904以后逐渐兴起的“收回利矿权”和“保路风潮”,是私人资本追逐利益和排挤外资的所谓“爱国热情”的双重混合。这种“爱国热情”在铁路修筑领域表现的更为明显,几近于盲目。
事实上,修筑铁路始终是晚清政府的一块心病。1894年,甲午海战惨败。有识之士认为,在那次战争中,由于国家无力从南到北迅速调运军队,是中方遭遇惨败的一个因素。由此,铺设一条从广州出发、中经汉口、直达北京的铁路就显得尤为必要。
但是,战后对日2.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压得政府喘不气来,清政府财政方面的捉襟见肘意味着筑路的资金来源只有向外国借款。而借款修路往往会导致部分路权转手外国,这一隐痛激发了绅商们“拒借外款、集股办路,自保路权”的“爱国热情”。可是,当爱国的冲动过去之后,绅商们发现商办铁路的前景似乎并不美妙。铁路投资金额巨大,但收益却十分遥远,普遍存在的资金匮乏导致筑路进展异常缓慢,更是让投资可能产生的收益变成水月镜花。商办铁路一时进退维谷。
1903年7月,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,请求“自设川汉铁路公司”。这一建议得到上至朝廷下到各省绅商的一致支持,民间自筹资金的铁路商办运动一时进入高潮。但是,高涨的爱国热情过后,商办铁路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。川汉铁路兴办以来,数年来仅筹集到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,照此速度,还须90—100年的时间这条铁路方能完成。此外,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管理不善,财目混乱,贪污浪费严重。已筹集1000万元路款,被层层贪污挪用的就达200余万之巨。另一方面,四川为筹资修路,抽租过重,百姓深受其苦。其他商办铁路也不容乐观。“数年以来,粤则收股及半,造路无多”;“湘、鄂则开局多年,徒资坐耗”。
为此,清政府不得不抛出“国有化政策”,只允许商人修建支线铁路,所有干线铁路一律收归国有(官办)。这种反复的折腾,又回到钱从哪里来的老路上,于是借外债修路又成为一种无奈的必然选择。对于清政府来说,向外国借款有两重不利影响:一方面,外方会利用贷款间接控制铁路的修筑权与经营权,经济损失自不待言;另一方面,外方可能附带提出诸如开采沿线矿产,架设电线,甚至是设置路警、驻兵运兵等特权。
1898年、1900年,清政府由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经手,与美国的合兴公司签订借款合同,由后者承造粤汉铁路,全体工程5年内完成,并不许合兴公司将其股份转让给他国。
到1904年,合兴公司不仅筑路缓慢,而且还将其2/3的股票私售给比利时人,比利时的后台是法国和俄国。这就意味着,粤汉铁路将置于美、比、法、俄多国控制之下。消息一经传出,遭致国内舆论的一致声讨,“保路风潮”风起云涌。
1905年,在湘、鄂、粤三省绅商、群众的压力下,清政府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。此后,江、浙,四川等多省掀起“保路风潮”,提出“拒借外款、集股办路,自保路权”等主张。在民间压力下,清政府以违约的形式,并付出不菲的赎款代价,总算从列强手中夺回部分路权。同时,在政策许可兴办干线铁路和绅商们的“爱国热情”下,一些“官督商办”的铁路公司纷纷涌现。这些绅商参与的商办铁路包括涉及两湖、广东的粤汉铁路,涉及江浙的沪杭甬铁路,涉及川、鄂的川汉铁路等。
清末的铁路实业就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摇摆中艰难前进。
徐天宝现在的身份劝业道道员,四品顶戴,不算是纯商人。但是,奏请修建铁路的公文发到袁世凯那里之后,还是被退了回来。理由是朝廷没钱,舆情又不允许借外债,所以修建赤峰铁路一事,暂缓。
于是,徐天宝只能放弃修建铁路的计划,而专攻其他。
由于赤峰修建铁路无望,厄哈特、希尔等三人在一番考察之后,决定把药厂建立在交通便利,靠近海边的天津。徐秀杰以及振华公司以土地、人员和专利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,美方占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。药厂起名叫振华医药公司,主要生产磺胺及其衍射物为主的抗菌药物。
不过,这家投资进三十万两银子的药厂只生产磺胺类德西药未免大材小用,所以,徐天宝打算在其中引入中药的生产,以发扬国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