杀了纳海当然容易，但战局也并不容乐观。除了有三个阵地失守以处，另外各个阵地的弹药消耗量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，由其是小水口防线和桑家铺防线，因为战斗激烈，弹药的消耗量都达到八成左右，如果明天中华军再发动进攻，估计也支持不了一个时辰。

因为清军现在才刚刚转型，对于一场战斗中弹药的消耗量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慨念。而岳乐计算了一下，如果按这样的消耗量，整个章丘县军储备的弹药最多也只不够用十天。而现在章丘到济南的通道己被中华军截断，想要补充弹药，恐怕十分困难，一但没有弹药了，清军还拿什么来抵挡中华军的进攻呢。这个时候岳乐也不禁有些后悔了，看来自己还是太低估了中华军的战斗力了。

第五卷 飞天篇 第十九章 山东战役（七）

进攻章丘县的战斗一共进行了五天的时间。

岳乐将纳海斩首之后，对清军的全军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动，因此在随后的战斗中，清军全军上下无不奋力死战，不敢后退半步。那怕是中华军已经突破了阵地，还是有不少清兵也仍然在阵地上死守不退，拼力奋战。

清军的顽强抵抗，也给中华军的进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，尽管中华军每一天都向清军发动猛烈的进攻，并且又连续攻破了章丘县外围的刘林集、赵家官庄、向沙沟、小水口，马头崮、桑家铺等阵地，但就整个战局来说，进展并不算大，清军的外围阵地并没全部崩溃，中华军仍然还没有打到章丘县的县城前，而且付出的伤亡非常重大，战斗减员达到八千人左右，其中阵亡的士兵已经接近了五千人。

而这时在另一条战线上，进攻衮州府的中华军因为大雨而停止了攻击，两线的战事都陷入了僵局中，也令周少桓和第四军的军部人员十分憔急。

这时在章丘县里，岳乐也是坐立不安，因为在这几天的激战中，章丘县的损失也不小，外围的阵地几乎全部失守不说，兵力损失也达到了五千左右。

当然兵力减少到还是其次的问题，毕竟清军的兵力是足够的，而且在外围阵地失守以后，对兵力的需求也减小了许多，目前的兵力是完全足够的，但章丘县的弹药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足，岳乐估计，剩余的弹药，最多还只能坚持三天。

虽然说在这几天的战斗中，中华军的弹药消耗比清军更多，但有充足的后勤供应，可以保障在战场上有足够的弹药使用。而章丘通向济南和济阳的道路都已经被中华军切断，因此尽管在战事开始的第一天，岳乐就派人到济南给老爹阿巴泰送信，告诉章丘县的弹药不足需补充，但到现在依然杳无音信，要知道从章丘到济南，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就足够了。

其实这时济南的阿巴泰也同样十分憔急不安，因为他早就接到了岳乐的信，知道这事不能耽搁，但从济南通向章丘的通路己被中华军给截断了，而且阿巴泰和中华军交战多次，知道中华军一向善于围城打援，因此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，集合了济南、济阳两地的兵力，调动了两万人马，另外加上岳乐留在济南的三千神威营的士兵，向章丘方向赶去増援。

济南的援军是在开战后的第四天出发，由阿巴泰亲自带领，人马走到枣园地区的时候，遭遇到了中华军第九早第四旅的阻击，由于这一次是救援儿子，因此阿巴泰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，采用以两千为一个冲击单位的滚动式战法，一批垮下来，另一批立即出动，无论伤亡多少，都持继不断，轮番向中华军的阵地发动进攻，使四旅的士兵们时剂都陷于苦战中，几乎得不到一点的喘息时间。

不过为了阻击清军，四旅也是做好了充份的准备，除了修建好了严密的阵地之外，还装配了大量的新式武器，后填弹式步枪就装配了一个连，另外还转轮式连发枪六十架，单管斗方连发枪二十架，多管连发枪十架。因此单以火力而论，四旅甚致可以超过一个师。

虽然清军里有三千神威营的士兵，但在进攻中，清军新军表现就明显不如防守。其实受这个时候的火枪技术所限，火枪在进攻中的作用并不大，就是中华军在进攻中，也必须要依靠强大的炮火支持才行，在近战中，也主要是使用手榴弹，并没有怎么使用火枪。而清军在大规模使用火器方面，更是一个初学者，实际还是用的老一套拿人向上垫的战术，只不过总算是学会了将进攻的队例展开，而不在是把兵力密集成一团。

但尽管如此，也兴是能让清军减少一点损失，在中华军阵地前组织的严密火力网面前，清军的进攻依然毫无作用，几乎根本就无法靠近到阵地的五十米前。在两天的战斗中，清军损失的兵力接近三千人，但中华军的防线却依然稳如泰山，没有受到一点威胁。

驻守枣园的四旅成功的阻击住了清廷的援军，也让周少桓稍稍觉得安心。但他也知道，四旅的阻击战，未必能坚持太长的时间，因为现在中华军也很难绕过章丘县，给四旅大量补充弹药，一但四旅的弹药耗尽，阻击战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因此目前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攻下章丘县。但清军在章丘县的防守力度，很难在短时间内攻克下来，周少桓当然不可能知道，章丘县里的弹药其实也差不多消耗殆尽了。

就在这时，周少桓又收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清廷向山东派来了援军，由汉军正红旗人李国英，率领一万五千人马，赶来增援山东。这时人马已经过了徳州，进入济南府境内。

虽然说这一万五千人马并不算多，但到足以改变目前济南府的局面。因为现在双方都已经调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兵力，在济南、济阳、章丘一带的战场对持，中华军在其他地方的驻守兵力很少，因此这支持军赶到之后，战局的天平也将立刻倒向清军的一边。

而且这还只是清军的第一支持军，谁也不敢保证，以后还会不会有其他援军陆续赶到山东来，毕竟济南是河南的屏障，京师的门户，清廷不可能不重视，而且清廷在北京周边还有二十余万的驻军，三个营的新军，如果要增援济南，绝不可能只有这区区一万五千人马，如果清廷真的出动大军来増援济南，那么仅靠山东军区的兵力，恐怕难以力敌了，还常要从南京増派兵力。

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在于，中华军没能极时的攻占济南－兖州一线，如果能够攻占济南或兖州一地，那么再迎击清廷的大军，也就有把握多了。

但现在山东的局势明显严峻起来，这个时候周少桓还能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并没有一味强攻，而是下令部队撤离战场。由第九军退守武定州，驻守济南府东北地区；而第四军则退守淄川、高苑一线；同时又给童大勇下令，让第五军、第十军暂时停止对衮州府的进攻，退守衮州府的东南地区驻守。

中华军撤军之后，阿巴泰、岳乐也都松了一口气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总算是挡住了中华军的进攻，又得到了李国英的一万五千援军，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。

直到这时，中华军对山东的进攻也暂时告一段落，整个战事从中华军增援淄州县的谢迁起义军开始，一共进行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中华军虽然占领了济南府东北和衮州府东南的部份地区，但最重要的兖州－济南一线还牢牢的掌握在清军的手里，因此预期的战略目标并没有达到。

从战果上来说，清军损失的兵力约为二万七千人左右，阵亡一万八千余人，受伤六千余人，被俘三千余人。而中华军的损失在一万五千左右，阵亡九千多人，受伤近六千，不过被俘的人员并不多，不超过二百人。但清军损失的兵力大半是在前期，在后期就要明显少得多了，而中华军则正好相反。结果到了战事的后期，双方的损失大体相当，甚致可以说中华军还要略多一点。

因此从总体的结果来看，这一次山东战役，确实是中华军建军以来，少有一次全面的败阵。

这一战最后打成了这样的结果，也让整个山东军区都十分郁闷。虽然说中华军并不是没有打过败仗，当初南京失守的时候，造成的局面可比现在艰难得多，但当时全军也并没有气馁。因为在出兵之前，山东军区全军上下的心气都是很高的，想的都是一举扫平山东全境，为中华军全面北伐，建立奇功。但最终的结果和最初的预期目标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反差，全军上下也都陷入了一个低沉期里。

山东军区的最高长官周少桓也同样陷入自责中，退守到淄川县之后，周少桓也下令，将山东军区司令部的主要成员都招集到淄川县来，开会讨论这一次失败的教训，以及下一次的作战计划。

而就在这时，统战部的最新命令和商毅写给周少桓的一封信也送到了淄州。

从山东青州府到南京的直线距离大约为六七百公里，以飞鸽传书的速度，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，山东的战事进程，每天都要向南京汇报，因此山东的战事情况，南京统战部基本上都可以在第二天知道。虽然在发出新命令的时候，商毅并不知道周少桓决定撤军，但这次进攻山东战役的失利，商毅也基本可以预计到。

对于这次失利，商毅并没有太在意，因为这次山东战役，和以前的战斗不同，在以前基本都是清军进攻，中华军防守，等挫败了清军的进攻之后，才给清军以反击，而这一次，是中华军主动向清军发动全面进攻，这对中华军来说，也是一种新的作战方式，进攻的一方，总要比防守的一方难一些。另外山东军区也确实缺少打大战的经验，因此这一次战斗的失利，也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十章 北方大变（上）

而从整个的南北局势来看，这一次进攻山东的失利，对大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。

因为山东军区虽然失利，但并未溃败，兵力损失并不算大，而且由于是主动进攻一方，自已的领土也并没被清军占领，相反还有所扩大。而且清军在山东的兵力也被进一步削弱，因此在中华军撤退之后，也无力发动反击，可以说山东的局势和战前相比，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，甚致中华军还要略好一点，只要是总结好这一战的的经验教训，还可以再向山东发动进攻。

另外就在山东战役发生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北方的局势，也发生了有利于南京政府的极大变化。

原来在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，原明官员反正爆发的十分频繁。

首光是在山东地区，继谢迁起义之后，在山东西南部与河北大名府交界一带的曹州、濮州、范县等地区也爆发了以任七、张七为首的农民起义，同时清廷的曹州守将，也是原明总兵刘泽清的旧部，李化鲸、郑隆芳、姚文昌等人也响影起义军，以曹州为驻点，起兵反正，举起了反清的大旗。

而在陕西神木县，也发生了高友才为首的农民起义，起义军声势大振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就连续攻取了陕北地区的十九个州县，并委任了巡抚以下的各级文武官员。同时原明将领，出任清廷的延安营参将王永强，也借着带兵赴神木、府谷等处平乱之机，起兵反正响应，占领了陕北的重镇榆林，杀死了清廷的延绥巡抚王正志、延绥总兵沈文华、靖远道夏时芳等官员，并自称招抚大将军。随后王永强又引兵南下，会同留守延安的原明将王永镇，占领了延安，杀死清廷的延安知府宋从心，以廷安、榆林两地为基础，与高友才的义军互相呼应。

与此同时，甘肃回族将领米喇印、丁国栋、黑承印等人也在甘肃地区发动了反清起义，连克甘州、凉州、肃州等地，清廷的甘肃巡抚张文衡、甘肃总兵刘良臣、肃州副总兵潘云腾、凉州副总兵毛镔、甘凉道林维造、西宁道张鹏翼等地方官员都被擒杀。接着米喇印、丁国栋等人引兵东进，攻破兰州，杀同知赵冲学、知县赵翀；连克临洮、河州、洮州、岷州等地。这一次起义，参与的不仅有汉族百姓，也有大量的回族百姓，也反映了甘肃等地区的回民对清廷的暴虐统治严重不满。

不过在北方各地的反正起义中，反清声势最为浩大，范围最广，同时也是对时局影响最大，还数在山西发生的原明将领，清廷的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。

姜瓖是陕西延川县人，原来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。在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，大顺军攻克太原后，姜瓖投降了大顺军，李自成仍然让他镇守大同。同年五月，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之后、姜瓖又发动叛乱，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，归附了清朝。姜瓖降清之后，仍然还是继续充当大同总兵，并且曾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，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，表现颇为卖力。

不过在姜瓖降清之前，因为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，因此在大同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为王，以号招人心，而这一事件也使清廷对姜瓖始终难以放心，对他多方质疑，并且还命姜瓖将长子送到北京入朝侍卫，实际就是充当人质。

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，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，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，不仅功高无赏，反而备受猜疑，因此也憋了一肚子怨气。

在北京暴乱发生之后，清廷虽然最终决定对百姓以安抚为主，但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益深，而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，急如星火，使百姓怨声载道，对姜瓖也多有指质其征催钱粮不力，怀有异心等等。

而就在这时，中华军的水军袭击大沽口，山东地区又发动对清的进攻，姜瓖本来就对清廷十分不满，这时也觉得机会来了，于是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，突然关闭城门，下令易冠服，并自称大将军，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。

姜瓖在大同举义反正之后，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，原明大学士山西曲沃人李建泰，原明宁夏巡抚李虞夔等人也都在家乡积极策动乡绅共襄义举反正。

另外还有原明将领刘迁、万练等人也起兵响应，速度占领了宁武、岢岚、保德州、代州、繁峙、五台等州县之地。在山西东南，有胡国鼎、陈杜、张斗光等人起响应，攻克泽州、平顺等地。而在山西西南，蒲州到陕西韩城一带，也有虞胤、韩昭宣、李企晟等闻风响应，克陷蒲州及蒲属临晋等县。

结果在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山西全省除了省首府太原和少数城池外，差不多都被反正的义军占领，同时姜瓖还派人潜入南方，和商毅联络，希望能够得到商毅的影响和支持。

在这一系列的起义反正中，最大的特点是，并不是像一般的农民起义一样，只有农民参与，或是以农民为主体。而且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，很快就有大量的原明官员和将领广泛的参与其中，由于他们都居有相当的军政经验和能力，因此在短时间内，也将起义反正的声势造得非常大。

另外这一系列的起义反正表面上看来，还是北京爆乱的余波，但从根本上来说，是北方的汉族人对清廷统制不满的一次集体大爆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