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四年四月, 年羹尧长兄年希尧复起, 却只是在理藩院下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了一名外事郎中, 正五品。

这一出起复令无声无息, 几乎没什么人注意到。但却在京里的洋人公使与传教士之间广为流传, 激起了不少水花。石咏暗暗得意, 他麾下拉来了一名人才, 便立即又为他这个新成立没多久的部门做了一回宣传，打了一回广告。

听说年希尧进入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一名法国传教士立即给本国皇家科学院秘书长写信介绍此人：“这一位既非文人又非学者, 但是却足以令欧洲的学者们引为同侪。”此外还写了，“听闻年先生被卷入了政治纷争，也正因为此, 咏大人的部门才有这个机会, 将他纳入阵营。”

石咏尚且不知道，他正被在京的外国人和海外关注中华形势的人们评价为“机智”、“会捡漏”。年希尧一上任, 他便与这一位商量起了他们雄心勃勃的海外出版计划——

前阵子意大利人马国贤已经完成了他在中国四方的游历, 并且将手稿都交到了石咏处, 进行审核。石咏对于马国贤的要求, 是“实事求是”地描绘中华的各处现状、风土人情, 但是要带有倾向性地让西方世界“更好”地了解这个大国。

马国贤对此心领神会, 因此他的“游记”看似极为平实地描绘了各处风物，但是在选材方面多少有些倾向性，描述的都是中华最有特色, 最引人入胜的景致与风俗。再加上他前往考察的, 都是江浙福建两广一带富庶的地方，所以写出来的文字尽是繁华气象，连石咏读了忍不住掩卷兴叹：我也想去呀！

他随即恭贺马国贤，对他的著作大加赞赏：“马国贤先生的作品，几乎可以与马可波罗先生的游记相提并论了。”

马国贤听到这一句肯定，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咏大人喜欢就好。”他这会儿正喜不自胜，想象着他的书风靡欧洲的情形。却听石咏从旁问道：“您在浙江、福建沿海一带走动的时候，有没有见到过我国民众抗击海上来犯倭寇的情形？”

马国贤一呆，点点头：“有！”

他还见过不止一次，老百姓自发的抗倭和官军有组织地抗倭都见过。可这些……也应算是游记的一部分吗？

“请您把它写进您的见闻录里，”石咏的话不容质疑，“也请您写上，这固然是一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，人民非常善良，但是他们有强烈的主权意识，任何来犯之敌，必须迎头痛击。”

“好，好……”马国贤在石咏面前，哪里有说不的胆气？他知道只要石咏这里审核通过，再由石咏游说朝廷上层就一定很容易。而石咏是个说一不二的人，他说会赞助这本游记在西方的出版，就一定做得到。

果然如马国贤所想，他的修改稿经过了石咏的审核之后，很快便获得了“上面”的批准，并且获得了五千银元的经费，供他回意大利以后出版此书。

马国贤见到这五千银元差点儿没激动得晕过去，这些钱对于他这样清贫的传教士而言，根本就是一笔巨款。然而石咏却告诉他，别高兴得太早——这是出版三本书的钱。

除了以马国贤名字命名的《马国贤见闻录》以外，石咏还拜托马国贤联系欧洲的出版商，出版一本名叫《视学》的学术专著，以及一本名叫《纲鉴甲子图》的中国古代编年史年表。

这两本的编著者都是年希尧。

《纲鉴甲子图》依据朱熹的《通鉴纲目》编定，记述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事件。后来这本书被石咏改了一个名字，叫做《中国历史年表》，交给马国贤，请他代为在西方出版。

马国贤也实在是没想到，他回归意大利之后，三本书里，最先被出版的就是《中国历史年表》这一本。因为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非常向往，迷恋汉学的大有人在。这本《中国历史年表》在罗马出版立即销售一空，并且被欧洲好几座开辟有汉学学科的大学和图书馆所收录。他的《见闻录》反而慢了一步。

而《视学》这一本学术作品，则是一本专业性较强，特殊领域内的专著——这是一本专门讲述画法几何学的著述，在该领域内是先驱之作。而这一本书，则是在宫中画匠郎世宁的帮助下，定稿完成的。

这郎世宁是意大利人，于康熙五十四年前来中国传教，结果一到北京却被康熙皇帝相中了艺术才能，进入内务府辖下画工处，成为一名宫廷画匠，不让他传教。康熙五十四年郎世宁来华之时，石咏的工作重心已经从造办处转去了营造司，所以他的人生轨迹一直与郎世宁没有交集。直到此时，因为与年希尧讨论他们的“欧洲出版大计”，他总算认得了这位在后世鼎鼎有名的宫廷画师。

“郎世宁先生，您最近在忙什么？”

郎世宁觉得石咏虽然身居高位，但是没有架子，而且一直保持着一颗旺盛的好奇心，在艺术方面则有较高的修养，他便很乐意与石咏交流。

“咏大人，我现在很忙碌，非常忙碌——我在绘制皇帝陛下的行乐图！”

“行乐图？”

行乐图是人物肖像画的一种，画中的人物大多作游玩消遣状，与比较“官方”的朝服像之类有较大差别。

进入五月之后，雍正便再次搬去圆明园。与此同时，包括石咏在内的臣工们，也能感觉到雍正皇帝的情绪终于慢慢地恢复正常。他不再以极度繁重的政务来麻痹或是惩罚自己，随着西北战事的暂时平息，以及江南等地新政的缓慢推进，这一位皇帝陛下心中最大的压力已经慢慢纾解了。

可是与此同时，雍正却似乎隐隐约约地愁绪难遣，不知是为了已逝的贵妃，被迫自裁的昔日爱将年羹尧，还是那些再次与他生出嫌隙的兄弟们。

听说雍正命郎世宁绘制行乐图，石咏忍不住来了兴致，脱口而出，问：“是那种cosy的行乐图吗？”

话一出口，石咏便意识到失言了。所幸郎世宁也没听懂，问：“科斯泼雷？”

石咏只能硬撑：“前一阵子在南方见过一名英吉利来的画匠，向我提起过这种肖像画，就是画中人物是穿着与现实中完全不同的服饰，甚至有些像是戏剧的演出服，装扮成为另一个身份，被画成行乐图。”

郎世宁听了石咏的解释，激动地点头，说：“是，就是这种！”

他喃喃地道：“原来这种绘画叫做科斯泼雷？皇帝陛下只管这个叫‘变装’呀。”

石咏不禁为自己的口误感到万分后悔，希望郎世宁不认识什么来自英吉利的传教士，免得到时候双方一对质，就发现不对了。

“说实话，我非常享受给贵国皇帝陛下画行乐图的工作。现在的皇帝陛下非常开明，我的画技不再受到束缚，因此很多在上一任皇帝那里，我已经丢弃了的画法，现在也都被我一一捡拾起来了。”

石咏好奇，于是详细地问了问。原来康熙皇帝在时，宫廷画师之间的主流观点并不接纳“透视”画法，中国画中对物的视点不止一个而是几个，视线的角度也是不固定的，因此人们欣赏画作时，无论看向哪里，都仿佛是视角“呼”地一下就挪到了那里，这是中国人所欣赏的“艺术性”与“虚构性”。

所谓行乐图，在红楼之中，惜春画大观园图，乃是引用了匠人在盖园子的时候便绘制出的一张细致图样，照着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，然后再填上人物，大体便是这种画法1。然而熟悉西洋画法的郎世宁却非常不习惯。

但是到了雍正朝，在画法上郎世宁是确确实实被解绑了。他开始通过具体作品向中国的皇帝展示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。同时，在前一阵子营建圆明园的过程中，郎世宁开始尝试了使用欧洲的焦点透视法绘制这座东方名园，并且辅以人物。这些人物并不如以往的肖像画一般是平板板的正面，开始出现侧脸，或是仰头颔首，脸上开始出现阴影……这些技法，都是以前康熙皇帝完全没法儿接受的。

但是雍正这里，这位帝王对郎世宁的画法却非常欣赏，甚至有一回，皇帝本人直接在郎世宁绘制的样稿底下批了一行字：“此样画得好！”

郎世宁自然大感鼓励，除了兢兢业业地完成画工处交给他的工作之外，闲暇之余，也开始教授其余画工西洋透视法，以及油画技法。

而这几日雍正在圆明园，手头上又没有紧急的政事要处理，便生了画“行乐图”的心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