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三八章 隆庆新政 (上)(2 / 2)

官居一品 三戒大师 2164 字 7天前

是的,高拱回来后,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之内,将三位竞争者斩落马下,除了他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外,也少不了张居正在期间的出谋划策。

不用参考锦衣卫的情报,沈默也能从高拱那一连串看似粗狂,实则环环相扣,引得赵贞吉不知不觉便入彀中,到了不得不和高拱拼圣眷的地步。以己之长对彼之断,焉有不胜之理?

虽然早知道高拱会取胜,但赢得这么快,这么有压倒性,却让沈默在其中,闻出张氏阴谋的气息。但不得不叹一声,好一招一石三鸟之计啊……首先,赵贞吉灰溜溜卷铺盖回家;李春芳的首相位置被取代;还搂草打兔子,顺带把陈以勤也赶下了台,三个阻碍变法的反对派,一次就全解决了,这当然是最肥的一只鸟;其次,通过此举,赢得了高拱的信任,确立了在对方心中狗头军师的形象,这对于时刻笼罩在沈默的阴影下,总有朝不保夕之感的张居正来说,是稳固地位的重要一步;最后,在高胡子的屠刀下,没了李春芳和赵贞吉的庇护,徐党不得不依靠他张居正,这可以大大提升其自身实力。

可以说,这场短平快的战役,一切都在张居正的导演中进行,高拱作为男主角,虽然风光无限,但总有些被人当枪使了的感觉……‘如果江陵真像沈默说的那样,不跟新郑唱反调的话……’高仪不由开怀道:“那还真是难得的海晏河清了呢。”

“是啊,无论如何,”高仪也笑着点头道:“总该到了办正事儿的时候了……”

“该到办正事的时候了!”再三推让,却又始终让人感觉当仁不让的高胡子,终于在前面三位同仁的谦让下,破二百年之常例,坐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。当他在那把代表着百官之师、天下宰辅的宝座坐定后,并不觉着自己占了多大便宜。因为他觉着,这本就是属于他的位子,所以脸上既没有激动之色,也没有感激之色,只是板着脸道:“国事如此,时不我待,革旧布新,只争朝夕,诸位共勉。”便算完成了就职讲演。

几乎不需要缓冲,高拱便进入了状态,从三月上任到六月,这三个月里,接连上了十几本,将自己的改革思想和盘托出,震动朝野。有道是‘台上一亮相,台下十年功’,为了这天的到来,高拱又岂止准备了十年呢?

如何发动一场改革呢?当然不是大家坐一起,开个会说,咱改革吧。然后就轰轰烈烈的改起来……那叫瞎胡闹,不叫改革。

要想进行一场改革,除去必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外,还必须具备禁得起质疑的‘理论基础’、阐明主张的‘政治纲领’,以及把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的能力。

高拱已经准备好了。

首先,高拱利用邸报,再次阐明了自己改革的理论基础‘经权改革论’……历史上任何改革都有其理论基础,以此论证改革的必然性、合法性。而缺乏理论支撑的改革不会出现,即使出现,也不可能持久。

其实早在嘉靖四十四年,高拱主持乙丑会试时,便在程士文中提出了这个关于,政治调整和政治改革的‘经权观’。主要是通过批判汉儒的‘反经合道’说、宋儒的‘权即是经’说和‘常则守经,变则行权’说,创造性地阐发了‘经乃有定之权,权乃无定之经’和‘权也者,圆而通者也’的权变理论,并通过对‘无时无处,无非权’的权变普适性问题的论证,明确提出了‘事以位移,则易事以当位;法以时迁,则更法以趋时’的政治改革论。他的包括权变改革思想的《程士集》,当年即刊刻成书,公诸于世,影响很大。

简而言之,高拱的‘通变达权、更法趋时’的政治改革理论,本质特点就是强调通变——改革。而且经过数年的讨论和传播,已经赢得了很多人的认可,影响也称得上广泛深远。

其二,高拱在隆庆改元之前,便已经提出自己带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《挽颓习以崇圣治疏》。但因为当时还未掌握政权,贸然提出具体施政方略,显然是自找没趣的。所以在这篇纲领中,高拱的侧重点在于揭露当时的陈规陋习,条列为‘八弊’:即‘坏法’、‘黩货’、‘刻薄’、‘争妒’、‘推诿’、‘党比’、‘苟且’、‘浮言’。这些积习大有积重难返之势,‘八弊流习于天下,非惟不可以救患,而患之所起实乃由之。’但高拱坚信吏治可修,诸边可靖,兵弱可振,财乏可理,这就必须使用‘抉肠涤胃之方’,‘剔蠹厘奸之术’,大力进行整顿改革:‘夫舞文无赦,所以一法守也;贪婪无赦,所以清污俗也。于是崇忠厚,则刻薄者消;奖公直,则争嫉者息;核课程,则推诿者黜;公用舍,则党比者除;审功罪,则苟且无所容;核事实,则浮言无所售。’

这一改革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:凡事核实,以法治国。‘八弊既除,百事自举’!只有破除‘八弊’,才能拯救危机,扭转颓势,达到‘修内攘外,足食足兵’的目的。

起复后,高拱本想再上一道条陈,阐述具体的建设性条目,但在看了张居正新鲜出炉的《陈六事疏》后,认为尽陈自己的胸臆,便没有再多费功夫,并把张居正视为同志。

最后,高拱在自己执政之后,将改革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,也就是他接连所上的十几道奏疏。把这些奏疏简单的归纳,便可清晰的看出,这些改革方案,包括了大明的行政、财税、司法、军事、水利等方方面面,形成了一套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因袭虚浮、陋弊山积的严峻局势的整顿改革建议。

而在这其中,又以三件事最为重要,吏治改革、军事改革,和财税改革。高拱自己担纲吏治改革,把军事改革的任务交给了沈默,财税改革,则是张居正的任务。至于高仪……总得有个负责日常事务的不是。

为什么说这三件事最重要,道理很简单。大明天子守国门,军事始终是第一位的,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,打仗就是烧钱,没有钱怎么打仗?至于吏治……高拱的《挽颓习以崇圣治疏》,又有个名字叫《除八弊疏》,除的就是官场诸病。高拱十分清醒,再好的改革方案,都需要官僚队伍去具体执行,如果这只队伍本身的问题不解决,再好的经也会被歪嘴和尚唱呲了。

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为人诟病,很大一个原因,就是用人不淑……

(未完待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