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到此话，寇季心里是五味杂陈。

若不是寇季清楚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等人都是大才的话，恐怕会毫不犹豫的将‘狂妄’二字喊出口。

毕竟，通过范仲淹的讲述，寇季可以清楚的感觉到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等人都觉得朝中的高官们不如他们。

一帮子执掌着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臣做出的决定，被他们评价为幼稚，说他们狂妄也不为过。

不过，寇季清楚范仲淹等人说的是实话。

因为，时代变了。

寇准都看不懂如今的朝局，以及以后大宋的走向。

吕夷简、王曾、陈尧佐、李昭亮、王曙等人也未必看得懂。

他们中间大部分人，只是借着他们以前对地方上的认知在处置公务。

可现在的地方，跟以前大不相同。

兵制革新，充实了地方兵力。

地方官员可以借着兵马做很多事。

路改府制，将以前的府、路诸多机关合在了一起，许多职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地方官员要做的事情也产生了变化。

地方官员的职能变化更大。

以前的许多政令，早就不适合用了。

再加上朝廷不断的迁移百姓，抽空了地方上赤贫的百姓，也抽空了许多地方的贫寒百姓。

地方上的食物链少了一层，维持地方稳定，维持地方生产，也就跟着起了变化。

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，集中在一起以后，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。

这个巨大的变化现在还不明显，只有地方官能清晰的感受到。

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，变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。

到那个时候，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才能感觉到。

大宋朝那一套守着祖制治理天下的方式，早就不适用于现在的大宋了。

有很多人或许会质疑，说地方上发生的变化，朝堂上手握大权的诸公怎么可能察觉不到。

那是因为大宋的变化太快，太迅速，根本没有给朝堂上手握大权的诸公反应的时间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变化都是潜移默化中的。

在变化没有产生巨大的危害前，根本不会引起朝堂上诸公的关注。

即便是引起了一两个人的注意，在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之前，他们会默默的当它们不存在。

比如大宋最初的马政。

在订立以后，就出现了糜烂，许多人看到了，却没人支声。

一直发展到了藏不住的时候，向敏中才上奏朝廷，让朝廷将朝廷圈养的一大部分老马、劣马，发卖给百姓。

缓解了马政的糜烂。

但是大宋马政有问题的事情，却一直没有被根治。

一直到寇季为大宋开辟出了河西这一处巨大的马场以后，大宋的马政才得到了一定的缓解。

随后大宋征讨诸国，覆灭了诸国，得了许多牧马地以后，大宋马政中的缺陷才被彻底解决。

寇季盯着范仲淹道：“你们既然知道地方上的问题，为何不上奏给朝廷？”

范仲淹干咳了一声，朗声道：“奏上去就有用了？他们又不懂！”

寇季愕然的看向了范仲淹。

范仲淹赶忙解释道：“这是苏洵的原话，学生只是学着苏洵的语气在说话。”

寇季瞥了范仲淹一眼，哭笑不得的道：“确实是苏洵的风格……”

顿了一下，寇季又道：“可即便如此，你们也应该上奏朝廷。正是因为朝堂上的诸公们不懂、不了解，你们就更应该将地方上的变化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清楚的认识到地方。

唯有如此，他们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政令。”

听到此话，范仲淹脸色一暗，微微叹息道：“学生是第一个上奏的，得到的批复是无事找事。

其他人也奏过，根本没引起重视。”

寇季沉吟着问道：“除了你们以外的其他人呢？”

范仲淹再次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除了您门下出来的人外，也只有文昌学馆出身的，以及去过河西的官员，奏过此事。

剩下的官员大部分在装聋作哑。

而我们各地发生的问题各不相同。

奏到朝廷以后，几乎都被打了回来。

只有那么两三个被采纳。

但都是一些不痛不痒，又或者有十分直观的政绩的事情。”

寇季并没有一味的偏信范仲淹的话，而是盯着范仲淹问道：“你们都上奏过什么事情，仔细说说。”

范仲淹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苏洵曾经奏请朝廷，让朝廷在渤海府的海岸边上设立税所，征收过往船只的过税。

朝廷并没有同意，只是让苏洵依照惯例，将过往商船的商税收税权扑卖出去。”

寇季听到此话，微微眯起眼，道：“渤海府如今已经被苏洵经营成了一处通往辽地各处的枢纽，每日往返的船只，过往的客商，数不胜数。

每日能收到的商税，可是一个巨大的数字。”

范仲淹重重的点头道：“苏洵说，秋粮入仓的时候，每日往返渤海府的商船，有数百条大船。

能征收到的商税多达数万贯。

朝廷若是在渤海府港口设立税所的话，每年少说能收三百多万贯的商税。”

辽地的百姓如今都是一个个小地主，他们在辽地罪籍百姓的帮助下，每年能耕种数量庞大的土地。

他们土地上产出的，他们根本用不了多少。

大部分都换成了钱和物。

所以无论是粮食出售，还是购买货物，数量都极大。

而渤海府的港口，是目前为止，辽地唯一一处可以减免赋税的地方，也是辽地唯一一处港口，自然吸引商人们。

毕竟，走水路虽然慢，但是成本极低。

同样一批粮食，走陆路的话，需要大量的骡马、木车、人手，以及人吃马嚼的花费，一路上过关过卡也需要花费。

走水路的话，一条船，一批划船的人就够了，所需要花费的也只是人吃的一些粮食，其他的什么花费也没有。

要知道，在赶路的时候，骡马吃的比人多，有时候吃的还比人金贵。

碰到难行的道路，还容易出现极大的损伤。

行船同样有损伤，但机率却远远比行路小。

所以，苏洵在渤海府设立的港口，绝对是商人们最喜欢，也是商人们最愿意去的地方。

一个涉及到上千万人生意的港口枢纽，每一岁的商税税收，自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。

苏洵预估了三百万贯，都是保守估计。

毕竟，辽地可是有许多让人眼馋的奢侈品存在，奢侈品往往重量轻，价值大，能收到的税，自然也就多。

比如辽地的人参、东珠、奇珍异兽的皮毛、珍贵的木料等等。

有人或许会质疑，说辽地拥有财产的百姓只有大宋百姓，罪籍没有财产，所以不参与买卖，拉动不了消费。

那只能说你小看了大宋百姓对劳动力的重视。

在大宋，特别是农忙的时候，牛、马、骡子等，吃的都比人好。

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在农忙的时候要是吃的多了，其他人很有可能就得饿肚子。

大宋百姓要用那些罪籍耕种，就一定会让他们吃饱穿暖。

一些百姓说不定还会给他们提供生儿育女的机会，让他们为家里增添劳动力。

甚至，有心善的百姓，会把那些为自己家出死力的罪籍当成自己人看。

所以他们中间肯定有不少人会花费钱财，为那些罪籍购买很多日用的东西。

在他们彻底成为地主老财之前，他们会对自己手底下首批的功臣们保持相当大的善意。

唯有在他们成为了地主老财，享受到了剥削的利益以后，他们才会进入到剥削的层面上。

所以苏洵预估的三百多万贯的税收，只会多，不会少。

就是如此巨大的一批财富，朝廷居然视而不见？

是朝廷飘了？

还是户部的人飘了？

寇季长吁了一口气道：“此事确实是朝廷不对……”

范仲淹见寇季认可了朝廷不对，就继续道：“学生为了让陕西府的百姓富起来，在陕西府设立了许多作坊。

为了避免陕西府的豪门大户借着商税收税权，打压百姓们赖以生存的作坊，学生奏请在陕西府设立税务衙门，收回豪门手里的商税收税权。

可朝廷居然以无此先例，将学生给回绝了。

甚至下发文书给下官，让下官别带着百姓们操持贱业，让百姓们回去安心务农。

他们要是有田耕种，更从田里得到一切，能借着田里出产的粮食吃饱穿暖，学生又干嘛费心思让他们去操持贱业？

难道学生不知道在我大宋，商籍远远低于农籍吗？

他们都吃不饱了，要占山为王了，要聚众造反了？

还提什么商农的，有意义吗？

难道他们沦为了土匪，朝廷才会意识到他们吃不饱？”

寇季叹了一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此事也是朝廷不对……”

范仲淹又道：“古蒙府那边，张方平奏请朝廷从河西府调拨一批树种过去，想效仿李公，带着古蒙府的百姓们一边种树、一边耕种。

可朝廷居然让张方平自己和李公协商。

李公告诉张方平，河西此前经历大战，许多树木被毁坏一空。

无偿给张方平提供树种的话，百姓们恐怕不乐意。

所以让张方平多多少少拿一些东西给他，他也好给百姓们一个交代。

可张方平所在的古蒙府穷的叮当响，他出身又不好，自己垫钱都做不到。

张方平是在为朝廷做事，不是在为自己做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