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，在吴节看来，大礼议表面上是继统还是继嗣的意见分歧，说穿来是君权和皇权的斗争。而政治斗争从来都没有半点妥协的余地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可在封建社会，为人臣者同君王比起来，先天上就处于劣势，又如何争得过？

好在现在杨宗之的著作尚未正式出版发行，而吴节也因为忙着应考，涉足未深，将来真有事，对自己也没多大影响。

可是，杨宗之毕竟是自己未婚妻的舅舅，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。

杨宗之的新书名曰《藏海集》，共三卷，收录了他在云南期间所著的三十来篇文章，目前只刻了一卷，其他两本还在筹备之中。

第一卷吴节大概扫描过一眼，虽然其中有不少不妥当的地方，可也挑不出大毛病来，如果有问题，应该在后面两卷，为了稳当起见，还是把后两卷找出来看看。

等杨宗之离去之后，吴节也不敢耽搁，就跑到前院问雕版的匠人要原稿。

如今，杨宗之在成都的宅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作坊，到处都是匠人在忙活，更有好几个牧马山书院的学生正在那里用馆阁体一笔一画地誊录，眼睛都快帖到纸上去了。编书从来都是一件需要耗费海量人力物力的事情，想当初明成祖为了编纂《永乐大典》就使得中央财政吃紧，差点连官员的工资都开不出来。

同样，为了替杨宗之编这本书，唐家连藏在地窖里的银子都掏了出来，以至引起唐家族人诸多怨言。

这还是吴节第一次接触明朝的印刷业，心中好奇，忍不住同几个工匠和书院派来校对的书生攀谈起来。

吴节如今名头极响，众人自然不敢造次，都是有问必答。

同真实的历史有一些区别，隋朝以前的大多使用木雕印刷，印一本不厚的书，光木刻雕版就要装两间屋子。到大卫朝时，一个姓冯的太监首创了泥活字印刷术。可惜泥活字使用寿命实在太短，印刷效果也模糊不清。到明朝时，大多采用铜活字，其中以无锡华氏、安氏两家的铜活字最为有名。

明朝的刻书业是中国古代的出版业和印刷技术上的繁荣时期，分为官刻、私刻和坊刻三种。其中以官刻本最为精良，而唐家这次刻书，一切都要依照官刻本的标准，自然耗费巨大。

同他们聊了几句，吴节又顺手从一个士子手中接过一本杨宗之的稿子，只看了一眼，就惊得背心有冷汗渗出来。

这是一篇宗法在稳定社会秩序中的巨大意义的论文，详细地论述了父子、母子、兄弟、姐妹之间的关系和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，以及这种关系对和谐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。

表面上看来好象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不外是儒家那一套已经被人说烂了的理论。可在这其中，吴节却觉察出一丝不同的味道。比如，在论极宗族财产继承权的一节中，杨宗之谈道，如果一个大家族的当家人离世，又没有直系子孙，可从旁支寻一德才皆备之人继承家业。无论这人先前同当家人是什么关系，甚至是长辈。到继任这一天，就算是直接承受了他的衣钵，处于后嗣的位置。否则，一旦碰到祭祀大礼之时，继任者可以以自己是前当家人的长辈或者平辈拒绝跪拜，长此以往，礼法何存。

因此，综上所述，嗣大于统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
“这不是又在翻大礼议的老话吗？”吴节抽了一口冷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