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四七章 来客(上)(1 / 2)

官居一品 三戒大师 2102 字 7天前

“诺颜达拉的表现你也看到了,虽然他窝囊了点,但也代表着草原人的心态。他们是一个信奉实力的民族,要想让他们安心听你的安排,就得先把他们打服了。”暖厅中,沈默将自己的平蒙之策,向王崇古和盘托出道:“但光靠武力是不行的,不改变草原人的生活方式,他们还是难以控制,不改变他们的贫穷面貌,他们还是会铤而走险,沦为强盗,所以我准备另外两样礼物送给他们。”

“大人对问题抓得很准,只是不知是哪两样法宝呢?”王崇古好奇问道。

“其中之一,就是商人们赞助复套的目地所在。”沈默笑笑道。

“您是说……羊毛?”王崇古眼前一亮。

“不错,正是羊毛。”沈默抚摸着手边一块小羊毛座毯道:“这可是个好东西,用来纺线织出呢绒,有着广阔的海内外市场。前些年,南方不少乡绅地主看到这一点,尝试着圈地养羊,但鱼米之乡也不是什么都能养,羊在南方水土不服,毛的质量和产量都很差,遂作罢。”说着淡淡笑道:“当初我让人给他带话说,难道你们不知道‘南橘北枳’的故事吗?同样道理,绵羊也不适合在南方养,我国地大物博,难道找不到合适养羊的地方?”

“后来他们一打听,哦,原来西北的草原,无论是在水土上,还是在气候上都十分适合绵羊的繁衍。况且这里寒冷的气候也能提高绵羊的剪毛量。”沈默天高云淡的笑着道:“这时候,晋商们打不进丝织棉纺业,也开始打毛纺业的主意了,于是双方一拍即合,决定北方出钱出人,南方出技术,双方合作开发河套,所以才会怂恿开战,上杆子借钱给朝廷打仗。”他说得简单,其实想想就知道,这背后还不知有多少报纸上的宣传轰炸,谈判代表的反复说合呢。

但无论如何,商人出钱、朝廷出兵,已经是既成事实了,谁也不能反悔,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。

“说起养羊来,自然没有比蒙古人更好的牧民,所以在控制河套之后,”沈默大刀金马的坐在炕几边上道:“将由晋商负责,说动蒙古各部落大面积放养绵羊,春天向他们提供粮食、工具、以及必要的生活物资。等到夏天,再以合理价格收购羊毛,这样,一来解决了毛纺业的原料问题,二来,可以给蒙古人解决生计问题,使他们可以专心放牧,不再靠劫掠为生。三来嘛,使蒙古人在经济上依存于大明,其实比任何关系都靠谱,而且双方各取所需,都有利可图,合作才能长久。”

“这样甚至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,”王崇古眼前发亮道:“使他们成为大明经济的一部分!到时候就算蒙古王公想闹事,都不见得有多少牧民肯跟上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。”沈默颔首笑道:“而且毛纺织业所需的劳动力,远超于农业生产,可以很好的帮你王总督,解决困扰甘陕已久的流民问题。”

“看来这事儿,属下还得大力支持呢。”王崇古高兴莫名道。

所谓流民,就是由于土地兼并而失去产业,背井离乡的破产农民。这些人生存状态恶劣,四处游荡,对封建统治秩序的侵蚀和破坏难以想象。总体来说,中国的农民相当勤劳,但胆小怕事,忍耐力极强,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、走投无路的地步,他们是断然不会铤而走险的。所以大批流民的普遍出现,往往意味着这个王朝已经病入膏肓,丧钟长鸣了。

元末流民出身的朱元璋,对此有最深刻的认识,所以他建立本朝后,曾三令五申曰:‘耕者验其丁力,计亩给之。使贫者有所资,富者不得兼并。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,而转令贫民佃种者,严惩不贷!’并且限令王公大臣们‘其山场水陆田地,亦照原拨赐例为主,不许过分占为己业’。甚至还做铁榜九条申诫公侯,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。

为了阻止流民在大明萌发,使农民安心耕种,朱元璋还制定了‘路引制度’。所谓‘路引’就是通行证,需要向地方官府申请。没有路引,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,这样就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百里之内。

然而事情就坏在他手里。朱元璋对子孙的疼爱,造就了世上最恐怖的宗室数量,这些宗室后代在政治上不能出头,就只能追求奢侈的享受,便利用对百姓和地方官府的特权,大肆兼并土地,宗室强占土地,其他特权阶层自然纷纷仿效,文武勋贵、外戚太监、豪绅官宦,一个个互不相让,张开血盆大口,噬咬着百姓的血肉。其结果就是……根据洪武二十六年的鱼鳞册,全国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,到了弘治十五年,竟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。这减少的一半,就是被特权阶层们兼并了,所以不在官册。

这次全国范围的清丈亩之前,大明已经有七十年未曾丈量土地了,虽然结果还远未出来,但根据赋税倒退,也能知道在册土地又萎缩了一半。

其实洪武二十六年的八百五十万顷就是个严重低估的数字,除了大量的未垦土地尚未被统计之外,还有大量的田产被特权阶层隐匿。而现在已经太平二百年,人口暴增,山川林地,峡谷平坡,但凡能垦之地都被开发,大明的在册亩数……或者说普通农民手中的土地却锐减成这种程度。

结果就是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佃农,被迫接受地主和国家的双重剥削,丰年尚且不堪重负,一遇天灾,则彻底破产。当辛勤劳作却不能果腹,还要背负沉重的租税和高利贷时,佃农们不得不纷纷逃亡。

逃亡的佃农越多,自耕农的要负担的苛捐杂税也就越沉重,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的弃田出逃。又因为本朝的路引制度,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,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‘流民’。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,尤其是甘陕、河南、山西等北方省份尤其严重。